1963年的春天，津门著名篆刻家张牧石家里比平时更为热闹。

头天，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抱着台三十年前的老式大录音机过来，在张牧石屋里调试；不多几日，主角张伯驹来了，在这里整整住上了一周，每日上午录音，共录了六出戏。

张伯驹一开口，便是十足的余派韵味——他吐字轻重有度，不浮不拙；念白则抑扬顿挫，口白清晰。张牧石原本很大的屋子一时挤得像个小剧场，所有在场听伯老唱戏的人，无不大呼过瘾。

世人皆知张伯驹收藏成癖，绰号“怪爷”的他，一不认官，二部认钱，却独爱书画、诗词和戏曲。

当年，张伯驹曾被绑匪绑架勒索，却“宁死魔窟，决不许变卖家藏”；为避免《平复帖》重蹈《照夜白图》覆辙流于海外，又辗转两年以4万大洋从溥儒手中购得；甚至，在家庭情况困难的状况下，为得一件相中的古画，躺地不起，最后是夫人答应拿出首饰换钱买画才肯罢休。人生末了，这些国宝级书画悉数无偿捐赠给了国家。

而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的成就也非凡可观，从少年时代就热爱京剧艺术的他，三十一岁时拜京剧名师余叔岩门下，正式学习。今次，我们来看张伯驹作为京剧艺术研究家的一面。

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曾有一场张伯驹专题，11件（组）作品，皆得自上文提及张伯驹学生——津沽词学名家杨绍箕的旧藏。其中，两通先生讨论京剧的亲笔文稿尤为难得:《京剧源流探讨》、《京剧音韵身段》，两则论文，足可见张伯驹在京剧艺术史上的学养，其时也引起学界相当的关注度。

今年，杨绍箕整理的一批张伯驹、潘素夫妇所致书信手稿，也将在11月9日-11日的预展中一一呈现，继收藏品之后，这些私人之间的信札中所保留的伯老，更为真实、立体。

杨绍箕是张伯驹门生，三十多年亦师亦友，情感深厚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在姑母、著名词学家叶嘉莹先生的帮助下，杨绍箕先生远赴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再向前回溯30年，当杨绍箕还是青葱小伙时，就开始向张伯驹请教诗词、京剧，直到伯老逝世——三十余年间的交往，述诸笔端，落实在京戏、词稿、问候、行程、公务、寒暄……事无巨细，字里行间还原出的，是一个仿佛真实可触的张伯驹，和两人亲密无间的忘年温情。

譬如，致杨绍箕“年假来京”札中，张伯驹提及要让绍箕“将空城计研究带来有所用”，还不忘说一句，“并望带四五个煎饼果子”；某年“请客”札中又写道：“如能星期六（十一月十日）来京，想敲一个小竹杠……”日常可爱至此，可见一斑。

几十通信札中亦可见师生之间的真挚探讨及交流：伯老在信中点评杨绍箕诗词创作的进步，称其“来作较前有进境”；也有张伯驹致杨绍箕批改词稿札，信纸边上写满了铅笔痕迹密密麻麻的批改小字，里头亦有直言不讳的批评，认为某些词句太过“生硬”；那两篇关于京剧的论文，当年也是伯老事先草拟，再交由杨伯箕整理、誊写，这些在信札中也多次提及，伯老常向杨伯箕关心文稿进度，并时时督促其钞寄与自己，好及时查漏补缺，再作修正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杨绍箕一直将这批书信细心珍藏，可惜多年颠沛，书信几经散佚，所剩不多。庆幸的是，在杨老的竭力护存之下，尚存留下五十余通信札，这批信札时间跨度从1977年至1982年，恰是张伯驹人生中最后五年光阴。

1980年，张伯驹最后一次去天津。中国嘉德书画部专家戴维先生在《张伯驹的海棠》里提到了那天的场景——“伯老在友人的簇拥下，拄着拐杖站在怒放的海棠树下。杨先生站在后排正中，那年他38岁。第二年，杨先生赴京与伯老匆匆告别后，南走香港。1980年的海棠芳草，成了他们一起最后的春游。”

1992年伯老逝世十周年之际，杨绍箕先生作《高山仰止——永远的怀念》纪念，回顾两人数十年的交往，对老师的深切怀念涌上心头，再次翻看这批信札，字里行间至细至微的交流，更显珍贵。

世间虽再无张伯驹，但诚如周汝昌先生所言：音容宛在，而斯人不作，后之来者，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。